國防特別預算遭立法院大幅刪減，外界多半聚焦於少買了哪些武器、延後了哪些軍購案，但真正值得擔心的，恐怕不是少幾架無人機，而是台灣可能因此延誤建立下一代作戰能力的關鍵時機。因為現代戰場競爭的重點，已逐漸從單一大型武器平台，轉向資訊鏈結、感測整合與無人載具構成的分散式作戰體系。戰爭的核心不只是戰機、軍艦與飛彈等大型武器，而是無人機、AI偵蒐、電子戰、戰術資料鏈與分散式指揮系統能否形成完整的作戰網路。預算刪減表面上是朝野對立攻防，但實質上牽動的是國防科技轉型速度，以及國家安全風險的變化。
文／陳錦稷
中華民國預算法第83條，重大國防建設本可透過特別預算編列，以因應長期或大型軍事建設需求。近年採用特別預算推動不對稱作戰與國防轉型，本質上反映的是在中國大陸軍力快速擴張之下，台灣試圖加速建立韌性防衛體系。然而，當特別預算在政治程序中受阻，問題並不在於財政工具消失，而在於整體國防投資是否回歸制度化與常態化安排。
即便特別預算受阻，仍存在其他替代機制。其一，是納入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，由國防部以常態政事別編列，將無人機、反無人機與戰術資料鏈系統轉化為多年期計畫；其二，是透過年度執行中的追加預算，因應國安情勢變動或作戰需求急升；其三，則是透過國防研發或產業法人的基金預算編列，將前瞻技術與原型系統開發納入長期資金，降低年度政治因素對研發工作的干擾。制度工具都存在，關鍵在於是否穩定且一致地使用，而非僅依賴單一大型特別預算，徒增政治紛擾。
無論採取何種預算形式，核心問題在於：無人機與反無人機系統，本質上已不是單一軍備採購，而是國防科技的系統整合工程。其關鍵不在機體，而在整體系統能力，包括飛控系統、自主導航、AI辨識、軍規通訊、電子戰整合與戰場資料鏈。這些能力需要長期研發、軍方測試與持續迭代，不可能透過短期標案或單一年度預算完成建構。
若缺乏穩定預算與制度化研發支持，台灣最可能出現的結構性結果，是停留在無人機供應鏈的中低階環節，只有零組件與量產組裝。台灣在半導體、PCB、光學元件、通訊模組、電源管理與精密製造等領域具備全球競爭力，這也是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優勢。然而，在飛控軟體、戰場資料鏈、自主作戰系統與軍事偵搜模組等高階能力上，仍存在明顯缺口。
目前的結構下，極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台美分工模式：台灣負責晶片、硬體與製造，美國負責整機平台、作戰系統與戰場整合能力。換言之，台灣提供「身體」，美國掌握「大腦」。這種分工在ICT產業或全球供應鏈中或許有效率，但在國防安全結構上，卻意味著系統主導權並未掌握在自身手中。
美國近年透過 Defense Innovation Unit（DIU）等機制，將國防需求與矽谷新創、AI企業及商業科技供應鏈直接連結。其核心不再是軍方自行設計武器，而是建立「快速驗證、快速導入、快速迭代」的制度架構，使商用科技能迅速進入軍事測試場域，再逐步完成軍規化與戰場化。過去需時五到十年的系統開發，如今希望壓縮至數月或一年完成原型驗證。因此，美國政府角色也從單純採購者，轉向制度建構者——透過創新平台、測試場域與資金機制，整合民間科技並加速軍事化應用。
這對台灣具有高度啟發性，台灣真正的優勢在於民間科技與製造能力，尤其是半導體與電子產業鏈。但若缺乏穩定預算與制度化研發架構，這些優勢難以整合轉化為完整國防系統能力。換言之，台灣若無法建立自身的系統整合能力，將可能長期停留在全球供應鏈的中上游角色，而非戰略系統的主導者。
就國家安全層次而言，國防預算本質並不只是資金來源，而是國家選擇發展何種技術能力的制度安排。因此，當國防預算處於政治不確定狀態，或在特別預算與年度預算之間反覆擺盪，其影響已不僅是軍購進度，而是整體國防科技產業的升級節奏與戰略機遇之窗是否即時把握。真正的問題，已不只是預算規模，而是台灣是否願意建立自己的系統戰力能力。
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未來國防政策就不能僅依賴單一預算工具，而必須形成制度化組合，包括快速驗證機制、軍民整合測試平台、國防新創投資架構與穩定採購制度，使民間科技得以持續進入國防體系並迭代升級。
否則最終結果可能是：台灣仍是全球最關鍵的晶片與硬體供應鏈，卻始終無法掌握未來戰爭真正核心的系統主導權。而這已不只是產業發展問題，更是台灣未來能否掌握自主防衛能力的制度性選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