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陳錦稷
總統賴清德宣佈設立「主權基金」，這是極具戰略眼光的政策，更是國家治理思維的升級。政府設立主權基金，不僅為追求財務報酬，更是為提升台灣影響力，增加財政韌性，更有能力應對社會變遷、先進科技競爭，與地緣政治的政經與社會挑戰。
目前全球已有超過上百個主權財富基金（SWF），這些基金大多來源於天然資源盈餘（如挪威、沙烏地阿拉伯）、出口盈餘（如新加坡、韓國、阿布達比），或特定稅收與財政盈餘，透過長期投資累積國家財富，避免過度耗用天然資源，世代掠奪將社會資產留給後代，並推升國際影響力，或是作為應對未來風險的財政緩衝。
台灣雖無石油等天然資源產生盈餘，卻擁有極高的外匯存底。然而主權基金構想若要真正落實，必須跨越三大關卡：第一是機關本位立場如何突破，尤其是央行對外匯存底管理的保守立場。第二是基金的管理，如何在公共監督下，能維持基金獨立運作不受政治干預的治理模式，第三是如何協同整合既有國內外公私基金的參與，才能壯大主權基金的力量。
結至二○二五年第一季，台灣外匯存底突破五八○○億美元，這筆鉅額資產大多配置於低風險低報酬的美元資產，例如美國公債、公司債，實質投資報酬率不高。在國際政經架構劇烈變動的年代，過去認為的低風險不保證未來安全，全球金融市場劇烈波動，外匯存底價值隨之晃動。四月初川普宣佈平衡匯率政策，美債價格大幅下跌；五月僅前兩個交易日，台幣兌美元匯率快速大幅升值，外匯存底兌換損失準備就上看兆元。未來隨美財政赤字危機，海湖莊園倡議等高度不確定政經風險，美債殖利率波動將更劇烈。外匯存底管理除效率考量外，就風險管理角度，應有更多元的資產組合配置。
央行對主權基金態度保守，原因來自維持金融穩定與台幣匯率秩序的機關職責，央行認為外匯存底是應對國際資本流動、外部衝擊如金融危機或大國央行量化寬鬆的重要資源，不應輕易動用。貿然動用外匯存底，將導致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變動，可能改變匯率升貶預期，引發國際資金進出失衡。但央行外匯存底部位，既然也有委外操作部位，何不試著讓五％、約為二九○億美元的外匯存底資產，做為另類投資的資產配置，讓國家社會所累積的資本，能夠從戰略的角度，有更策略性的運用。
主權基金的運作，並非全由央行主導，自然能與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有所區隔，不影響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獨立性。而作為國家級投資公司的台杉資本，代為管理政府的中東歐基金經驗值得借鏡。台杉類似新加坡淡馬錫已具備專業投資管理能力，政府可考慮建立類似台杉的專業機構負責主權基金運作與管理。至於主權基金的監管模式，可以透過立法建立明確的投資目標、風險管理框架與治理架構。參考挪威主權基金模式，將基金獨立於中央銀行與財政部，設立專責管理委員會，定期接受國會監督，消除政治因素對投資決策的干預之外，也能強化社會的信任。
主權基金規模可以分階段、分資金來源、區分投資目的有不同設計，不需動用外匯存底「核心資產」，只需調度部分「超額儲備」，或由政府財政資源及發行公債來挹注。維持金融穩定的國安基金，廣義上已被國際視為主權基金，依照現有設置管理條例規定，國安基金得以在台幣三千億額度內借用郵政儲金、郵政壽險積存金、勞保基金、勞退基金、公務人員退撫基金，供證券投資而未投資之資金，其盈虧由國安基金自負，並給各基金合理的補償及收益，可供未來主權基金調用央行外匯存底部位時參考。
主權基金的資金來源初期規模不需太大，仿效私募股權基金的管理架構，區分不同投資策略與投資產業標的，或投資地區而有數檔的子基金，吸引各大退休基金與國內外公私部門基金共同參與投資與投後管理，設立共同投資策略目標，有助於壯大基金規模，形成國家資本的整合平台。主權基金的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吸引民間資本與外資的共同投資，除吸引國內高達三十四兆壽險資金共同投資外，如何與韓國KIC、新加坡GIC、淡馬錫，挪威政府退休基金等民主國家主權基金建立投資策略聯盟，共同響應美國的基礎建設，或是潔淨再生能源的開發，創造共同投資機會，也能與國際私募股權基金，如KKR、Blackstone等合資成立子基金，加速半導體投資聯盟，加速AI科技運用佈局等產業先機。
主權基金凝聚人民對未來信心，不僅是財務工具，更是政策工具，是國家資本從防禦走向主動，提升經濟實力與國際政治影響力，台灣得以邁入全新政治與經濟階段的關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