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．曾英棟
二次大戰後，面對戰亂帶來的傷痛與巨大變革，傳統真善美已不足以應付當下狀況，「行為藝術」於焉興起；使用身體當容器，藝術家以即興、非常規的表演，打破束縛、批判社會，強調過程而非結果，生動地反映了時代的動盪面貌與自由精神。
德國的波伊斯（Joseph Beuys）曾是空軍飛行員，一九四四年，他於克里米亞半島墜機瀕死之際，被當地游牧民族用動物脂肪和毛氈包裹並餵養，救回一命。這段經歷被波依斯神化，成為作品中「療癒」與「轉化」的象徵；他臉上塗金箔，手上抱著死掉的兔，一腿綁毛氈、一腳綁鋼板地輕聲於展覽場所中解釋作品，透過行為表達創意與自身傷痛，同時與自然對應，是行為藝術的鼻祖。
台灣旅居紐約的藝術家謝德慶，在七十年代以自身肢體與時間為媒材，交付全部的生命；其三百六十五天孤獨自囚於籠子裡的極端行為，講一種非常人的意志力，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境界。最為人所熟知的瑪麗娜（Marina Abramović）則在作品中加入和環境的關係、與人的對應，並融入裝置藝術概念，挑戰自己與觀眾的身心極限、傳達人的情感和脆弱，逐步將肉體與生死轉而成一種精神性的體驗。
而隨著物質豐厚與科技發展，近代的行為藝術，也從衝擊體制的激進、叛逆，轉而探討文化、性別、身份認同、自然生態和全球化等議題，更柔軟、反思且具有情感，與生活結合，如火燎原，方興未艾。社群媒體上的「免費擁抱」（Free Hug）、在街上親吻一百個陌生人並加以記錄，何嘗不是一種別具一格的行為藝術呢？
特別一提，最近中華民國前駐教廷大使李世明的「台灣高爾夫行為藝術」，二○二五年十二月二日於林口東方球場畫下完美句點；他在五十四天內風雨無阻地打完台灣五十九座球場，從事先規劃、臨機應變到徹底實踐，展現了無比的意志力。54=18×3，18意味著高爾夫球的18洞，3代表天主教三位一體，這是李大使的「達文西密碼」；不只他單獨一人，還有很多球友與他一起共創紀錄，連結了某種熱情、串聯起對台灣北中南各球場的體驗，形成了超越時間與空間的獨特作品。 這是行為藝術，更是生活化的參與式藝術，呼應了過程於結果的精神。跳脫固有美學、跳脫舒適圈，像希臘神話中薛西佛斯不斷推動滾石上山，英雄「神性」，證明了人類精神的可貴，也是一種未完成式，擁有無限延伸的可能，如《莊子》所言「生生之謂易」：一切皆在未完的循環中持續變化，永不封存，形同永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