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曾英棟
教育，是透過國家的意識形態、社會的建構、家庭的薰陶，所產生的「文化認同」。 工業革命之後，我們可以透過歐美對藝術和設計的教育方式，一窺教育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力。
「每個孩子都是藝術家。」畢卡索如是說：「問題是當他們長大之後，是否也仍是藝術家？」
二戰前，德國的包浩斯學院，將美術結合音樂、家具、戲劇、建築、文學，是「當代跨領域先驅」；以師徒制帶領學生將純藝術融入生活，發展出一套現代主義的各種藝術樣貌和產品，影響後世甚鉅。
戰後，英國率先將藝術學院升格為大學的制度，把原來工坊式師徒制的訓練方式，改變導入符合大學評鑑的格式來教育，學生不再著重於磨練基本功或薰陶心靈，取而代之的是拼貼式的理論，創作變成方法論的呈現。 美國首先將藝術升等到博士，造成理論過剩的狀況，但畢竟在他們的國度，這並非常態。美國教育的「產業化」，十分符合當代藝術的發展。他們的實驗性、冒險性和踏實性的工作精神，加上大量博物館、美術館、演藝廳甚至假日夜間的教堂，都成為展演場域，無所不在的藝術養分，如春雨滋潤芸芸眾生。
而千禧年後的台灣藝術教育，更為荒誕，只能以「東施效顰」來形容。大學的藝術科系規定老師都要具備博士資格，這些看起來像老師的老師，擅長評圖、申請計畫，以理論解釋理論……。老師的作品是半吊子的武功，像這樣子的老師，如何激發、培養學生的創造性？
《小王子》的作者聖修伯里曾寫道：「如果你想建造一艘船，不是要大家先去搜集木材、分配工作或發號施令，相反地，你應該先激起大家對浩瀚海洋的想望。」
「外行人領導內行人」，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事情。每種學科皆有不同的入門，不同的訓練、培育方式，怎麼可以「一以貫之」？用相同的方式餵養所有不同學門的下一代，什麼樣的土地長出什麼樣的果實，我們的反省能力到哪裡去了？不禁憂國憂民起來。
